《文艺争鸣》主编王双龙：给中国当代文学输养料的人

说起王双龙，很多人知道他是吉林省大名鼎鼎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文艺争鸣》的主编，更知道他是一位“有个性”的主编。如果你问王双龙这人怎么样，可能会听到不少人说他“不好说话，不好办事”。王双龙承认这是他的特点，但这仅对于他的事业，也就是他主编的杂志《文艺争鸣》。

《文艺争鸣》经过自1986年创刊以来30多年的努力，已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成为国内学术期刊的佼佼者。在2016年的全国主要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体系的评估中，《文艺争鸣》位居文学艺术类期刊影响力第三名，每年都有数十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当代中国从事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学者，几乎无一例外的在《文艺争鸣》上发表过文章。它的特色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此领域可称翘楚。

 作为一个地方刊物，《文艺争鸣》的优势是后天逐步创建起来的。创刊以来，《文艺争鸣》因坚持前沿性、学术性、包容性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征。它引领学术风潮，以敏锐的学术视野发现新问题或及时地参与当下最重要的学术话题。翻开刊物，扑面而来的诸如：“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当代文化现象批判”“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反思”等栏目和话题的提出，以及对“人文精神”大讨论、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重要文学话题的提出和参与，在表现编者宏阔的学术眼光的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近年，《文艺争鸣》与省文艺理论研究室共同成立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还不时举办当代作家的学术研讨会，在全国文学期刊中独树一帜。

在《文艺争鸣》百期华诞时，著名学者钱理群为其写下这样的贺词：“她总是在喧嚣中大胆地发出自己独立、清醒、真诚的声音，希望她永远这样走下去，不管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在这个人们极易迷茫浮躁的时代，这是对一本学术杂志——一个学术公器莫大的肯定和荣誉。

工作之外，王双龙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常把许多突发奇想付诸实践。他对儿时记忆中的乡村恋恋不舍，在公主岭的一个村庄花三万元买下了农民原汁原味的屋舍。还四处收集旧物件，打算建一个“民俗博物馆”。他爱喝酒，就干脆与家里兄弟一起自己用高粱米手工酿酒，一招一式都极尽原始，起名“笨酒”。他喜欢并珍惜中国传统文化，就每周末在家免费教农村孩子“四书五经”。他说，我不怎么爱旅游，我愿意做一个制造风景的人。我在王双龙制造的乡下“桃花源”里见到了他。

“我所有的坚守都来自对文学的敬畏。”

李梦溪：我看到2019年《文艺争鸣》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转载率全国第三，这些年《文艺争鸣》在全国文学艺术期刊中一直稳定地保持着名列前茅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奠定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你觉得《文艺争鸣》的“魂”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一脉相承的东西？

王双龙：对，我是2010年来《文艺争鸣》的，绝不是到我这突然把它办好了，这是一代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总体说我们都是非常热爱杂志，视杂志如生命的。“魂”就是独立、包容、清醒、先锋，独立是根本。除了学术上的眼光和能力，最重要的是无私，要有一颗公心。文章的质量是杂志的生命，如果看重经济效益，接受给钱多的来稿，一年能挣很多钱。但如果那样弄，杂志的质量就完了，杂志也就完了。必须要抵御金钱等很多东西，别人说我“不好说话，不好办事”，就是我一定要按照我的原则办，必须看你文章的质量。我从来不出去讲课，如果讲完了拿钱走了，第二天院长给你篇文章，你发还是不发？我绝不能把它当作交易资源。

我热爱文学，文学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给我一个饭碗，还给了我那么多荣誉，如果我对文学还不真诚，没有敬畏的话，那算什么人？文学是我一生的事业，也是我的精神气息。所以我绝不能把它弄成跟世俗交换的工具。

李梦溪：《文艺争鸣》的作者主要是哪些人？

王双龙：学术期刊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自己的作者队伍，我们的作者群既有洪子诚、张颐武等这样一流高校的教授，也有南帆等研究院所的评论家，还有宗仁发、李建军等文学期刊的编辑。每期《文艺争鸣》30篇文章中有20篇左右出自这样的名家。每年我要花很多时间去拜访一流学者并向他们约稿。有的名家在《文艺争鸣》开过专栏，有的成为了《文艺争鸣》忠实作者和好朋友，有的被邀请来给编辑们讲课。吸引这些名家的并不是稿酬，有时甚至付的稿酬很少，靠的是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也是对文学评论和科学由衷的尊敬。

李梦溪：在您眼中，什么样的算是好的、您愿意刊登的文章？您曾经说过，希望作家也爱看评论，那是什么样的评论文章？

王双龙：简单地说，我认为的好文章就三条。第一条是眼睛一亮，就是我一看他谈的话题啊，他的题目啊，一下让我觉得新颖。第二条这文章的见解让我心里一动，有所触动。第三条就是难以释怀，就是我读完好几天了还见人就说那个文章好，告诉别人这文章写的啥。至于主题怎么好啊，论述怎么充分什么的我都不看，我就看这个思想观点是不是一下击中了我，甚至击垮了我。我一向认为文章应该有生命的体验，包括评论文章也是，要结合自己的体验来谈论他的评论。最近我看有一篇文章写小说《爸爸爸》里面的人物，标题就叫“丙仔成长记”，你看这标题多么一目了然，又吸引你想读下去。这就成功了，是不是连作家都愿意看的评论？作家不仅爱看，还能得到启发，这样的文章就好。如果只写给杂志编辑看，其他人都不看，那你这文章还有啥意义呢？应该所有的作家看了你的文章时，觉得我要是有这种生命体验，我这个作品才能更好。其实文艺评论是为了引导作家写出更有生命意义的文章。我们不要太过于注重知识，现在许多文章都是知识性的东西，生造概念，堆砌名词，没有个人那种生命体验和真情实感。文艺评论得表现你的生活态度，你对世界的理解，你对人生的理解。还是那句话：要像“神”一样思考，像普通人一样表达，而不是思考得很普通，说的神乎其神。

李梦溪：杂志的名字“文艺争鸣”本身给人一种动感、新锐、先锋的感觉，您说它的“魂”里有包容，是不是意味着杂志能容纳不同观点声音，从而彰显支持“争鸣”的学术氛围？

王双龙：是的，“文艺争鸣”如果没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争鸣”就是空谈。因此，《文艺争鸣》不仅发表原创、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文章，同时也发表意见不同甚至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相当激进，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我们都能容纳。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团结、容纳不同性格、风格的作者。这种包容性使我们的杂志与作者一直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关系，这其实对于期刊以至学术良性积极发展尤为重要。

我们的杂志坚持争鸣，但更重学理，坚持各种学术观点的平等探讨，使自己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但绝不是为了争鸣而争鸣、为了热闹和刺激而争鸣、为了招来读者而争鸣。《文艺争鸣》创刊时老一代学者公木先生曾说过：“真正的争鸣在于追求。”就是要在争鸣中提倡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它的争鸣是要突出争鸣所蕴含的较大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让刊物尽可能地摆脱平庸，体现出一种良好的刊风和学风。“守正”才能“创新”，所有的努力是为追求真理。

“我们不仅收果子，我们还给果树施肥。”

李梦溪：成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召开贾平凹、张炜等著名作家的学术研讨会，这在全国文学期刊中也极为少见。这应该是《文艺争鸣》的重要突破吧？这一大手笔的背后体现了您对文学期刊有什么新的思考？

王双龙：我刚来《文艺争鸣》时就提出我们要打造一个“正在发生的未来文学史现场”。我们做文学史料整理，给作家开研讨会，都标志着杂志思维的转变，杂志不再只是一个展示学术成果的平台，也要参与学术思维的创造、研究与生产。打个比喻，刊登学术文章是“收果子”，我们现在不仅收果子，还参与养果树，给评论家、作家提供营养和参照，提高他们的水平，给果树“施肥”。与文学有关系的东西都是史料，我们以文学史的眼光去做。这个“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全国都没有，“贾平凹与当代文学”、“张炜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两个研讨会我把全国评论名家都请来了。我们有张炜这么多年的所有资料；我们把与贾平凹有关的文字都分成类，贾平凹特别感动，说比出版社做得好，有意义。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参与了当今学术生产，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李梦溪：我看到您2019年写了一篇薛卫民的诗歌评论《飞翔的一种或几种姿势》，这些年很少看到您写评论，而且这是您写的唯一一篇诗歌评论。您引用他的长诗《予我》中的几小节“予我天空/予我不敢直视的太阳/和那些婴儿般高贵的面庞/予我天空/予我夤夜沐浴灵魂的月光/予我幸福的宁静/荫庇一隅中的安详/予我天空/予我毫不矜持的高高在上！/予我复苏的羞耻/予我跪满忏悔者的天堂/予我莹莹的泪水/予我祈愿/予我蜕落于传说中的翅膀/予我不可或缺的虔诚/并为此让我学会/仰望”，这几句诗我也特别喜欢，并且震撼，似乎感觉到了诗的神性本质。您年轻时也写过诗，请您再谈谈对诗人和诗歌的理解，并说说心中好诗的标准。

王双龙：薛卫民的一些诗被选入中小学教材，这证明他的诗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因为让孩子看的作品就是我们喝的“第一口奶”，一定是最好的作品。我常说儿童文学或儿童诗非常重要，因为是一代代人人生的“第一口奶”，儿童诗有神性在里面，也影响着我们整个的民族素质。薛卫民是个纯粹的、有忏悔意识的诗人，这是诗人真正的卓越和高贵所在。他也是吉林省儿童文学旗帜性的人物，小一辈作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诗歌是公认的最高雅的语言艺术。我觉得它和音乐最能让人的心灵无限提升。我说有的人是诗人，有的人只不过是写诗的人，诗人和写诗的人不是一个概念。诗人强调的是心灵的品质，他有高尚的情感，有高贵的道路，思考生命最本质的问题，终极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是以写诗的方式在社会上获得一些廉价赞美，或者用诗作为现实的一个敲门砖，这样的人只能叫做写诗的人。中国大多数都是写诗的人。

我认为好诗要具备三点：能让人读懂、有让人记住的诗句、有神性即终极关怀。我觉得一个作家或小说家，写诗的经历很重要，你看阿来的《尘埃落定》语言就非常诗意，在那种语言上，这是中国小说中的典范，就与他经过诗歌的锤炼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关。

“我热爱淳朴的乡情和乡村。”

李梦溪：您很低调，不喜欢社交，除了工作就待在乡村，还在建“民俗博物馆”，这里面有您怎样的情怀？您读传统文化，教给乡村小学生，这个过程有什么新感悟？

王双龙：我19岁出来，用了十几年的时间逃离了农村，我一直以为城市就是我的天堂。到城里以后发现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的，城市在精神上跟我是隔离的。然后我就想重新回到农村，我在用后半生来寻找回家的路。我想收集民俗，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流失了，我的童年记忆都在逐渐消失，所以我想保留一份东西，保留一些乡村原生态淳朴的东西。其实我们整个中国人的生存理念和道德观念很多都来自于大自然，来自于田野和民间，许多许多文化精神深处的来源都是田野和民间。孝，乌鸦反哺，这都是从大自然中总结出来的。农民常年种庄稼，他知道这庄稼和植物到时候都得死，这是万物的规律，有什么避讳的，反而对生死更加超脱、坦然。

我就想，小时候如果碰上一个像叶圣陶那样的好老师该多好，所以我现在想给孩子们一个这样的老师。孔子说首孝悌，泛爱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这些你做到了，有余力才去学知识，现在都反了，先学知识，重要的根本就没做到。古代人强调啥？做人，君子务本。做人要比学习知识更重要。人做不好，学习知识没有用。因为知识可以变动，甚至可以忘掉，但是思想融化在血液中，一种习惯，一种内在的修为是能跟随你一辈子，才是真正的教育。所以经典的东西就应该反复反复地学，去践行。我们其实很多文章也是一样，知识性东西太多了，而没有自己的思想独创性，起码要有你自己的生命体验。所以我觉得古人就是非常智慧，他把事情看得非常透。

李梦溪：当今中国很多优秀作家都在农村长大，您如何看乡村环境与文艺的关系？

王双龙：其实中国没有特别成熟的城市文学，长久以来中国都是农业文明。我们小学学的第一首诗叫《鹅》，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小孩先学这首诗，就是因为它是很自然的，跟我们的生命本质很接近，一看这画面也很快乐，它符合人的天性、孩子天性，你叫孩子开始就背着很深刻的杜甫的东西，他都不能理解。有人写家乡，写我的母亲多么勤劳，谁母亲懒惰了？这就是无病呻吟。你怎么去表现农村？我讲个很简单的细节，比如说每到年底了，腊月二十几我要给我父亲上坟，那么我要领着我儿子，为什么？因为他以后要走这条路。我说从我们家走到我爸的坟地3800米，这就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距离，这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乡村当你写这么细腻的时候，才是自然给你的文学和文化。

我曾经跟钱理群谈过一次，钱理群就说我愿意招农村学生，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农村学生从小接触大自然，这个艺术感悟力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