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秉笔直书大格局——读长篇报告文学《围困长春》【孙占国】

《围困长春》作者李发锁，原本是长春市的一位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我们见过面，握手寒暄而已，没有更多交往。没想到他却成为一名作家，而且出手不凡，几部作品颇有影响。《围困长春》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对那段艰难的历史秉笔直书，令人震撼。难能可贵的是，一介书生能以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准确地复盘了那场让人刻骨铭心的战争。

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它不可以虚构历史，却可以对人物和故事采用文学手法加以描述。为了尊重历史，直面事实，作者钻进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查阅了2000多万字的史料，寻觅尘封的印痕和答案。而后花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50余万字的力作。我作为一个长春人，读了这部长春人写的围困长春的书，感到格外厚重，格外亲切。在这部书里，知道了许多不曾知道的事情，纠正了许多过去传闻中的谬误，窥见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伤疤。它让我陷入沉思，让我感恩幸运，让我从内心深处更加珍惜这座城市。

一、得东北者得天下

故事从日本战败说起。东北这片富庶的土地曾遭受日本铁蹄蹂躏，那时的人们满怀悲愤，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被迫到处流浪。抗争也从那时开始，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历史的时钟是这样记录的：1945年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发出了乞降照会，照会电文是通过中立国瑞典政府转送美、英、中、苏四国的，并未向日本国内公布，日军仍在抵抗。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战败有多重原因，在史学家那里，往往对真正原因轻描淡写，却愿意不惜笔墨去描述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8月9日美国又将一枚名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在长崎。苏联为争得在东北亚的控制权，8月8日下午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照会日本政府，从8月9日起苏联对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大使馆与国内通讯被切断，只好用公共电报局把消息发回国，已经是东京8月9日凌晨了。其实，8月8日18时，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就已下达了向中国东北日军进攻的命令。开战没几天，苏军就以摧枯拉朽之势，突袭到长春城下。

日本投降，东北大地与人民的有幸与不幸同时降临，东北又一次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成为国共两党争雄的战场。对东北战略地位的看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位历史人物，不仅见识相同，连说法也惊人的相似。

毛泽东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蒋介石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

蒋介石早在开罗会议上，就知晓苏联会出兵参战，而有所准备。毛泽东对苏联即将参战一无所知，常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对苏联与国民政府谈判未漏半丝口风。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8月9日才传到延安。毛泽东一天一夜未合眼，伏案疾书向东北派遣领导干部和将领的文告，并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起草七道军事命令。而蒋介石为争夺东北，向军队连发三道命令。

三年解放战争的结果证明，两位对弈高手的较量，输赢且不论，而对东北在大格局中地位的判断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作者开篇第一章用了个耐人寻味的标题——“英雄所见略同”。

二、斯大林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解放战争前后，斯大林对待中国问题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知之甚少。作者通过一些解密的文件，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的内幕。日本投降后，美国一如既往地与蒋介石站在一块，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苏联的立场如何，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中共中央派遣中社部李士英带着电台去绥蒙边境，与苏联秘密联络，期望得到苏方支持，抢先接管东北。苏方冷淡，没有表态。毛泽东听了李士英汇报后感叹：“他们不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最后解放全中国，这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啊！”就在蒋介石对毛泽东发出第二封邀请电的同一天，苏共中央8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说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险。

实际上，1945年8月14日，苏联背着中共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的东三省只能交给国民政府，并且苏联政府给与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肖特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犀利地批评了斯大林，就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这位领导人再一次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而出卖了中共”。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斯大林不仅出卖了中共，也出卖了中国。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巨头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的史称《雅尔塔协定》，出卖了当时还是盟友中国的利益。这份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协定，对中国保密4个多月。6月14日，当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从罗斯福手中接过《雅尔塔协定》时，不禁大吃一惊。这个协定的核心是苏联要全面恢复沙俄时期在中国东北获得的全部利益，并在条款中为外蒙独立埋下伏笔。

让国人没齿难忘的遗恨，“外蒙独立”之事，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蒋介石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急于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6月30日，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联谈判。其中引人注意的蒋经国也在代表团之中，目的是想向斯大林表达私人的友谊。强硬的斯大林先后六次会见宋子文，要求蒋介石承认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遭到了宋子文的拒绝。为打破僵局，让蒋经国以个人身份单独去见斯大林，陈述不同意外蒙独立的理由。斯大林勃然而怒：“倘使你们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为了给蒋介石施压，8月10日斯大林亲自担任谈判代表，提醒对方说，中共的军队马上要进入东北了。8月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投降了。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外蒙独立，又于败走台湾后的1953年不承认外蒙独立，却不解释当年屈从的原因。

这个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给中国带来最大的伤害莫过于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丧失，从而使肥硕的树叶型国土缩成了公鸡型。

三、围困长春到底死了多少人

1948年夏，国民党东北55万军队已被中共林彪部队包围在三个孤立的地区：沈阳地区、锦州地区、长春地区。长春是一座孤城，没有其他据点，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指挥，6个师加上3个旅的地方部队，约10万人。

“围困战”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不乏其例，对这种战法有着深刻感受的是长春人，特别是在那场战争中活下来的老年人，每谈及此事仍然心有余悸而唏嘘不已。

围困长春是从1948年6月上旬开始的。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围城部队下达了三管齐下的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结合的办法，达到瓦解守敌之目的，为最终拿下长春创造条件。其一，划长春周围50里以内为封锁区，禁止人员车马通行；其二，断绝长春与外界商贸联系，严禁粮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资料流入长春；其三，针对守敌疏散人口政策，阻止市内人口外流，以增加敌人粮食供应困难。

围困战进行到8、9月份，围城部队面临着艰难地选择：放难民出城，我军接过食口包袱，围困战可能中途流产；不放难民出城，百姓饿死太多，有背我军宗旨。这期间一位重要人物的来信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杨重曾任60军军部副官处长，对城里情况比较了解，给围城指挥部首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四点意见：一是两军设卡中间地带的百姓已经没有了消耗城中粮食的作用；二是希望市民与守军争粮只是一种想象，虽发生几起，对城内秩序并无大碍；三是闯卡出城的多数是穷苦百姓，如果不放行救济他们，是要不要穷苦百姓问题；四是这些穷苦百姓早晚是我们的救济对象，放他们一条生路，对敌人瓦解作用更大。9月9日，林彪、罗荣桓向毛泽东发出的《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其方针虽有所松动，仍然坚持“基本是禁止出入”。看了杨重的信后，林彪、罗荣桓为抢时间，决定先斩后奏，不等毛泽东复电，于9月11日电令围城指挥部立即放行难民出城。对出城难民施以救助，无处投奔者在附近县里安置，使其出城后不再饿死。

围困长春期间到底死了多少人，历来说法不一。作为经历了那场战争的人们的后代，很想知道历史真相而又无力辨别，往往陷入口耳相传的失准记忆。作者是个较真的人，查阅了大量资料和尘封的档案，大体有这样几种说法：（1）国民党长春市最后一任市长尚传道在《长春困守纪事》中说，饿病而死的市民共达12万人。（2）郑洞国在《困守长春始末》一文中说，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有几万具。（3）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说法，围困4个月中，堆积尸骨不下15万具。（4）2002年出版的《长春市志·民政志》中记述，长春解放前夕有10余万市民饿死，解放后掩埋尸体58063具。（5）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说，长春争夺战期间，30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龙应台女士的说法和动机，受到一些史学家的质疑。李敖先生就曾批评她为赢得读者的眼泪，而混淆真相，颠倒了历史是非。

作者针对上述说法，经过比较分析，坚持认定因饥饿而死的百姓在“58063”之外，不会有太多遗漏。认为这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掩卷而思，心情还是有些沉重。面对这沉重的历史应该更加珍惜今天，争取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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